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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後期聖徒間的和平與暴力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是以耶穌基督的教導為基礎。 和平、仁愛和寬恕的美德是教會教義和行為準則的核心。 後期聖徒相信救主在新約和摩爾門經中的宣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被稱為神的兒女。」1 主也在後期聖徒的經文中命令祂的跟隨者要「棄絕戰爭,傳播和平。」2 後期聖徒向來竭力遵從摩爾門經先知便雅憫王的忠告,他教導凡歸信耶穌基督福音的人「不會存彼此傷害的心,卻會和平相處。」3

儘管抱持這樣的理想,早期的後期聖徒要獲得平安並不容易。 他們經常因為自己的信仰遭到暴力攻擊和迫害。 不幸的是,在十九世紀的某個時期,有些教會成員以惡劣的暴力手段反擊那些他們視為仇敵的人,其中尤以梅都斯山大屠殺最為人知。 本篇文章將探討後期聖徒和攻擊後期聖徒的人所犯下的暴行。 歷史記述讓人們更清楚了解這些暴行的始末,而非在於辯解。

從1830到1840年代的宗教迫害

教會成立最初的二十年間,後期聖徒經常是暴力攻擊事件的受害者。 約瑟‧斯密於1830年在紐約州成立教會不久之後,便和教會的其他成員開始往西部地區拓荒屯墾,如俄亥俄州、密蘇里州及伊利諾州。 聖徒們一次又一次地試圖建立屬於自己的錫安社區,希望能在那裡崇拜神並享有和平的生活,但卻一再地遭到暴力攻擊和強迫驅逐,看著希望破滅。 1833年,暴徒將他們從密蘇州里傑克森郡驅離;1839年時,聖徒被逐出密蘇里州,因該州州長於1838年10月底時曾下令將摩爾門逐出,否則將予以「撲滅」4;後來在1846年,聖徒們又被迫離開他們在伊利諾州的納府市。 後期聖徒被驅離納府之後,便踏上橫越大平原到猶他州的艱難旅程。5

他們雖然面臨這些困難,卻仍努力按照約瑟‧斯密所接受到的啟示生活。先知勸勉他們要奉行信仰並與鄰人和睦相處。 然而,俄亥俄州、密蘇里州及伊利諾州的敵對者對聖徒們不同的宗教信仰、社會和經濟制度卻極為厭惡。 聖徒人數不斷增加也讓他們倍感威脅,因為這意謂著摩爾門將逐漸掌控當地的各項選舉。 這些敵對者先是以言論抨擊聖徒,繼而進行襲擊。 約瑟‧斯密等一些教會領袖都曾被人淋焦油後灑上羽毛,遭到毒打,以不法的手段被捕入獄。 本教會的其他成員也是殘暴罪行的受害者。 在最惡名昭著的豪恩磨坊屠殺事件中,至少有17名男人和男孩遭到殺害,受難者年齡從9歲到78歲不等。6 而在密蘇里的迫害事件中,有些後期聖徒婦女不是遭到強暴就是被人性侵。7 維安警衛隊和暴徒毀損房屋並偷竊財產。聖徒的敵人中有許多中飽私囊,侵佔了不屬於他們的土地和財產。89

從密蘇里州被逐出的後期聖徒至少有8,000名,10當時處寒冬時節,更加深了數千名難民的痛苦;他們因缺乏足夠的食物和住處,時而感染疫疾。11 1839年3月,約瑟‧斯密在密蘇里州利伯地監獄得知被驅逐的後期聖徒所受的痛苦時,他大聲呼喊「神啊,您在哪裡?」,並祈求「我們的神啊,記得您受苦的聖徒。」12

聖徒們被驅離密蘇里州之後,起初受到伊利諾州一帶人民的歡迎,並在納府渡過一段平靜的日子。 不過,因非摩爾門和教會叛離者的再次攻擊,最後又爆發了衝突。 儘管伊利諾州長答應要保護約瑟‧斯密和他哥哥海侖在獄中的安全,他們卻仍被闖進伊利諾州監獄的暴徒殘酷地殺害而殉教。13 十八個月後,1846年2月初的寒冬,絕大部分的聖徒因遭受極大的壓力而被迫離開納府。 後來他們在愛阿華及內布拉斯加平原上的臨時營地──我們現在會把這樣的營地稱為難民營──落腳定居。 第一年住在這些難民營時,大約每12名聖徒中就有一人死去。14 起初還有些老年人和貧困的聖徒留在納府,希望後來能加入聖徒的主要隊伍。 但是在1846年9月,暴徒強行將他們逐出納府並褻瀆聖殿。15 一位非摩爾門人士在經過聖徒營地不久後寫道:「這些人飽受驚嚇,在狹窄擁擠的營地中忍受烈日和酷寒,這樣惡劣的情況日日夜夜將他們折磨到疲累不堪,直到幾乎所有的人都受到疾病摧殘而病倒。 ……他們無法滿足病患虛弱的呼求,也沒有糧食能讓孩童解除飢餓而停止號哭。」16 在美國歷史上從來不曾以如此大規模的暴力行動攻擊一個宗教團體。

教會領袖和成員一再地嘗試向當地和該州政府求償;當這些求償無效後,他們轉向聯邦政府請求他們更正以往的過錯,並希望未來能獲得保護,但這一切請求皆告失敗。17 這些後期聖徒們記得長期以來不斷遭到的迫害,而政府當局既不願保護他們,也不懲處那些攻擊他們的人。 他們經常悲嘆,在這塊宣稱保護宗教自由的土地上,他們遭受了宗教迫害。18 面臨這樣長期的迫害,有些聖徒於1838年開始在某些情況下擅自採取防禦性的反擊,有時是報復行動。

十九世紀在美國的暴力事件和治安維持會

十九世紀的美國社會,社區暴力事件相當普遍且經常被縱容。 大部分的暴力事件,不論是由後期聖徒或由其攻擊者所為,皆是透過當時存在於美國固有的法外團體,即治安維持會所支持。該維持會為民間組織,當該組織認為政府過度壓制或無能處置時,他們就會自行執法。 維安警衛隊撻伐的對象通常是針對少數團體,或被人視為罪犯或社會的邊緣人。 這類法外行為有時會因宗教煽動性的言論而引發。19

以社區為主的民兵隊也促成了這種治安維持會的文化。 美國國會於1792年通過法律,要求每位年齡介於18-45歲體格健全的男性必須加入社區的民兵隊。20 長期以來,這些民兵隊逐漸成為國民警衛隊,但在早期的美國,只要某個人或團體被視為社區的敵人就會遭到攻擊,這些經常發生的暴力行為往往難以約束。

從1830到1840年代,在俄亥俄州、密蘇里州、伊利諾及猶他州的後期聖徒社區皆位於美國西部的邊疆區域,這些地方的社區暴力行為經常受到默許。

摩爾門密蘇里戰役和但支派

某些後期聖徒所犯下的零星暴行,一般來說可將之歸類為美國19世紀普遍存在於邊疆區域的暴力現象之一。21 1838年,約瑟‧斯密和教會其他成員從俄亥俄州暴徒的手中逃出來後,就搬到密蘇里州,那時後期聖徒在那裡已建立了屯墾區。 約瑟‧斯密相信教會叛離者和其他敵對者的反對勢力導致聖徒們在俄亥俄嘉德蘭的社區遭到徹底的破壞,兩年前他們在那裡作了很大的犧牲才把聖殿蓋好。 1838年夏天,教會的領袖看見類似的危機逐漸湧現,讓他們在密蘇里營造和諧社區的目標飽受威脅。

有些領袖和成員在遠西城後期聖徒屯墾區成立了一個稱為但支派(Danites)的準軍事小組,該組織的目的是保衛社區,抵擋叛離者和被開除教籍的後期聖徒以及其他密蘇里居民的攻擊。 歷史學家普遍認為約瑟‧斯密核准但支派的成立,但並未針對他們所有的計畫給予指示,該組織的各項行動很可能並未完全獲得先知的認可。 但支派恫嚇教會的叛離者與其他密蘇里州居民,舉例來說,他們曾警告某些叛離者離開考德威爾郡。 1838年秋天,當緊張的局勢逐漸升高而演變成今日所知的摩爾門密蘇里戰役之時,但支派顯然已被併入大多由後期聖徒組成的民兵隊中。 這些民兵隊與密蘇里的敵對者交戰,雙方皆有死傷。 此外,摩爾門維安警衛隊(其中包括許多但支派的成員),突襲兩個被認為是反摩爾門活動據點的城鎮,並將房舍燒毀,到處竊取物資。22 雖然但支派實際存在的時間很短,但卻造成長期以來有許多關於摩爾門組織了一群祕密武裝份子的謠傳。

有鑑於密蘇里州的經驗,後期聖徒在搬到伊利諾州後,隨即組織了大型的民兵隊保護他們自身的安全,該部隊由州政府核准成立,稱為納府軍團。 許多把後期聖徒當作敵人的人都很害怕這支民兵隊。 但這支軍團並不採取進攻或報復性質的軍事行動,即使在1844年六月約瑟‧斯密和他哥哥海侖遭到暴徒謀殺,或那些謀殺事件之後的陣陣餘波,軍團都沒有針對這些危機事件作出任何回應。 伊利諾州州長下令解散軍團時,聖徒們也服從了這項指示。23

猶他准州的暴力事件

在猶他屯墾的前十年(1847年-1857年),是聖徒們向敵對者採取攻擊或報復行動最為頻繁的時期。 對許多人而言,過去遭受迫害的傷痕,以及長途跋涉穿越洛磯山脈的痛苦經驗記憶猶新。 當聖徒們胼手胝足在這片猶他沙漠中力求生存時,他們仍不斷地面臨許多衝突。 有許多因素阻礙聖徒們在猶他順利地開創新生活:與美國印第安人之間的緊張關係,起因於摩爾門的屯墾與持續擴展,迫使印第安人離開他們原本的居住地;另有來自美國聯邦政府的施壓,特別是教會在1852年公開實行多重婚姻之後;尚未定案的土地申請問題;以及人口急速擴張。 社區的領袖們覺得自己有刻不容緩的責任,不僅要為教會的靈性福祉負責,也要為了人民實際的生存負責。 許多包括總會會長和准州總督百翰‧楊在內的領袖,皆同時在教會和地方政府中任職。

後期聖徒與美洲印第安人的關係

就如在邊疆地區拓荒屯墾的其他居民一樣,後期聖徒所佔領的地區早已有美洲印第安人居住其中。 許多印第安部落的殲滅,還有其他部落遭到歐洲移民、美國軍隊及政府機關蹂躪的悲慘事蹟,歷史學家均有詳細的記載。 在十九世紀各地早期的拓荒者,包括某些後期聖徒,都曾在無數的衝突中欺凌並殺害印第安人,強迫他們離開美好的土地,轉而進入保留區。

後期聖徒不同於其他美國人的是,他們視印第安人為精選的人民,以色列的同胞,摩爾門經諸多民族的後裔,也是神應許的繼承人。 百翰‧楊身為教會總會會長、准州總督及印第安事務督察,提倡以和平的政策處理摩爾門屯墾區與印第安人居住區的一切事務。 後期聖徒學習印第安人的語言、建立貿易關係、宣講福音,大多數的情況下聖徒們都努力尋求與印第安人和平共處。24 然而這樣的和平政策並非總是雙向的,也無法貫徹執行。25

後期聖徒與印第安人和平共處,是大家普遍努力的目標與理想。 然而,有時教會成員還是會與印第安人爆發衝突。 歐洲和美洲印第安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對於土地使用和財產歸屬的認知有極大的不同,雙方在溝通上也有很大的困難。 摩爾門往往指控印第安人偷竊。 在此同時,印第安人則認為摩爾門有責任將印第安部落土地上的物資與飼養的家畜與他們分享。 在摩爾門屯墾的地區,印第安人先前是與歐洲人以狩獵者和貿易商的角色建立互惠關係,人們大都是路經該地或作短暫停留,並不像摩爾門那樣打算永久定居。 這些種種的誤解導致這兩個族群產生許多摩擦與衝突。26

1849年末,在猶他山谷的猶特印第安人與摩爾門緊張關係惡化,因為有位摩爾門殺害了一位人稱老族長(Old Bishop)的猶特印第安人,他指控這位印第安老人偷了他的衣服。 這位摩爾門和兩位同夥將受害者的屍體藏在普柔浮河裡。 謀殺事件的消息很可能被隱瞞,至少一開始百翰‧楊和教會其他領袖並不知情。 然而,在猶他堡屯墾區的拓荒者也回報了其他與印第安人之間的相處困境,包括印第安人對拓荒者開槍和偷走家畜及農作物。 百翰‧楊勸告聖徒要有耐心,並告訴他們要「堅固你們的堡壘,將自己負責的事務照管好,讓印第安人照管他們自身的事務。」27 然而,在猶他堡的緊張局勢卻不斷升高,部分原因是當地的摩爾門拒絕將那些涉及謀殺老族長事件的人交給猶特族發落,也不願為他的死亡支付任何賠償。 1849-1850年冬季,一種類似痲疹的疫疾從摩爾門屯墾區傳到猶特營地,奪走了許多印第安人的性命,造成雙方緊張關係更加惡化。 1850年1月31日,在鹽湖城舉行的教會領袖會議中,猶他堡的領袖報告猶特族最近的攻擊舉動和意圖越來越猛烈:「他們說要大肆屠宰我們的牛隻。 還說要找其他的印第安人一起來殺害我們。」28 為此情形作出回應,楊總督授權對猶特族展開反擊。 在1850年2月一連串的戰役中,有數十名猶特族人和一位摩爾門死去。29 在此次和其他事件中,有些後期聖徒過度暴力攻擊原住民 。30

然而,在大多數的情況下,與美國西部其他地區的拓荒者比起來,聖徒與印第安人之間有較親善的關係。 百翰‧楊也和好幾位美洲印第安領袖有美好的情誼,他教導人民要盡可能與印第安鄰人和平相處。31 有些印第安人甚至會分辨與他們較為友好的「摩爾門人」,和其他他們稱之為「Mericats(美國貓)」32的美國拓荒者。

「改革運動」與猶他戰爭

1850年代中期,教會施行的一項「改革運動」以及猶他聖徒和美國聯邦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促使聖徒回想過去所遭受的迫害而引發被封鎖的心態,導致教會成員犯下了幾起暴力事件。 那時百翰‧楊和教會其他領袖擔心聖徒們在靈性上過於自滿,於是展開一系列的講道,呼籲聖徒悔改並更新他們的靈性的承諾。33 很多人見證他們因這項改革運動而成為更好的人。34

十九世紀的美國人習慣在宗教或其他方面使用激烈的言語。 在整個十九世紀,信仰復興運動者會利用激烈的意象鼓勵尚未歸信的人悔改或敦促悖離信仰的人洗心革面。35 有時楊會長和他的諮理耶地底亞‧郭,及其他領袖會在改造運動中疾聲呼籲,警告叛離者或反對教會的人所犯下的惡行。 這些領袖會特別引用舊約的聖經章節,教導成員有些特別嚴重的罪,犯罪者必須流血才能獲得赦免。36 這樣的教導,讓後期聖徒與猶他境內相對少數的非摩爾門之間的關係更加地緊繃,其中也包括聯邦政府指派的官員在內。

1857年初,美國總統雅各‧布坎南接獲某些聯邦政府官員報告,指控楊總督和猶他後期聖徒正預謀反叛聯邦政府。 一封來自猶他議會致聯邦政府措辭強烈的陳情書,使聯邦政府官員相信那份報告的內容。 布坎南總統決定撤換百翰‧楊總督,並派一支軍隊護送職務代理人到當地,此事成了眾所周知的「猶他戰爭」。 後期聖徒很擔心即將到臨的軍隊──約1,500人左右,隨後還有更多──會像過去在密蘇里和伊利諾州一樣蹂躪他們,再一次將聖徒驅離家園。 此外,1857年5月,十二使徒定額組成員帕雷‧普瑞特於阿肯色州遭人謀殺,遇害身亡。 這起謀殺事件在美國東部的報紙中以慶賀的方式報導,使徒遇害的消息稍後於1857年6月底傳到了猶他。37 這一連串的事件傳開後,百翰‧楊宣布整個猶他准州進入戒嚴狀態,他指示傳教士和外圍地區的拓荒者返回猶他,並督導抵抗聯邦軍隊的準備事宜。 楊會長和教會其他領袖慷慨激昂的講道,加上軍隊即將來到的情勢,助長了猶他人心惶惶的氛圍。38

梅都斯山大屠殺

在此極度緊張的情勢下,1857年9月初,在猶他南部地區的民兵隊(全由摩爾門組成),以及他們招募的一群印第安人,包圍了一支來自阿肯色州要前往加州的移民篷車隊。 當篷車隊從鹽湖城往南遷移時,這群移民為了找尋可供他們放牧牛群之地而與當地的摩爾門發生口角。 這群移民篷車隊的某些成員相當氣餒,因為當時處於備戰狀態,當地居民受到指示要保存穀糧,導致他們無法向當地居民購得所需的穀糧和其他生活補給品。 其中幾位移民對此情況感到憤憤不平,揚言要加入即將來臨的軍隊對抗聖徒。39

雖然有些聖徒不理會這些威脅,但教會在猶他錫達城當地的其他領袖和成員則主張以暴力解決。 支聯會會長兼民兵隊領袖以撒‧海特,派遣少校約翰‧李帶領民兵隊攻擊移民車隊。 當這位會長在議會中報告這項計畫時,其他領袖反對並要求他取消該攻擊計劃,並派人快馬到鹽湖城請示百翰‧楊。 但是這些海特派遣去攻擊移民車隊的人,在尚未接獲停止攻擊的命令前,就擅自展開攻擊計畫。 移民加以反擊而遭到包圍。

隨後幾天,此事不斷擴大,因此摩爾門民兵隊開始計畫並展開一場大屠殺。 他們佯稱要停戰,誘使移民從圍成圓圈的篷車隊中出來,之後在派尤特族印第安人的協助下,一同屠殺了這群移民。 從首次展開攻擊到最後屠殺的過程中,共有120名男人、女人和孩童在梅都斯山谷屠殺事件中遇害。 只有一些由於年幼而估計未能訴說事情始末的幼童 ,方得倖免於難。 那快馬報信的騎士在屠殺事件發生兩天後才自鹽湖城返回。 他帶了一封百翰‧楊捎來的信函,告訴當地領袖們「不要干涉」移民,讓他們平安穿越南猶他。40 民兵隊員事後企圖掩蓋犯下的罪行,將過錯全推給當地的派尤特族人,其中有些人也是本教會的成員。

兩位後期聖徒因參與此事件最終被開除了教籍,而包含後期聖徒在內的大陪審團總共起訴了九人。 只有約翰‧李這名參與者被定罪並遭到處決。此事引發外界不實的指控,聲稱百翰‧楊是整起屠殺事件的指使者。

近幾年來,教會致力於研究每個可能與此大屠殺相關的事件。 在2000年早期,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歷史部門的史記員查遍美國境內所有檔案庫的歷史紀錄;並且教會每項關於此大屠殺的記錄也開放審查。 在2008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研究報告書中,作者雷諾‧瓦克、小理查‧特雷及格蘭‧李納在結語中提到,雖然百翰‧楊、喬治‧斯密和其他領袖曾在講道中以過度激烈的言論談及外來人士而造成敵對的情形,但楊會長並未指使此屠殺事件。 相反地,篷車隊的幾位移民和南猶他拓荒者所發生的言語衝突才是造成關係緊張的主因,尤其當時正值猶他戰爭和其他敵對事件發生的時期。 當地教會領袖──他們同時也在南猶他地方政府和民兵隊中擔任領導職位──作出一連串造成悲劇的錯誤決定,導致了這起屠殺事件。41

除了梅都斯山大屠殺之外,少數後期聖徒也因攻擊一小群叛離者及外來人士,犯下其他的暴行。 有些後期聖徒犯下不法暴行,尤其是在1850年代猶他准州人心惶惶、局勢緊張的時候。 教會領袖針對叛離者使用的激烈言詞,可能讓這些摩爾門誤以為他們這樣的行為是合理的。42 行兇者犯下這些罪行後通常不會受到懲罰。 即便如此,關於此類暴行的指控有很多沒有事實根據,反摩爾門作家常將早期猶他不明的犯罪事件和死因可疑的案件皆歸咎給教會領袖。43

結論

19世紀有許多人有失公允地將後期聖徒形容為一群充滿暴戾之氣的人民。 然而大多數十九世紀的後期聖徒就如今日的聖徒一樣,與鄰居和家人和睦相處,並在自己的社區中力求和諧。 在19世紀,人們在旅經猶他和其他地方的摩爾門社區時,往往都對社區中井然有序且充滿和諧的氛圍印象深刻。44 雖然如此,後期聖徒中相對少數的人造成死傷的不當行為,損毀了社區關係並破壞外界對於摩爾門追求和平的印象。45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譴責粗暴的言語和行為,並重申其促進世界和平的承諾。 亨利‧艾寧長老在以十二使徒定額組成員身份談到梅都斯山大屠殺事件之時說道:「我們所信奉的耶穌基督的福音憎惡冷血殺害男人、女人和小孩。 確實地,耶穌基督的福音宣揚和平及寬恕。 我們教會的成員很多年前在這裡做的事,嚴重且無可辯駁地脫離了基督徒的教訓和品行。」46

在整個教會的歷史中,教會領袖已教導基督門徒之道是一條平安的路。 十二使徒定額組的羅素‧納爾遜長老談到後期聖徒對基督的信心和他們與人相處的方式緊密相連,他們積極追求以愛心對待鄰人並與所有人和睦相處,他說:「世界的希望在於那位和平的君。 ……那麼,主對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成員有什麼期望呢? 就教會來說,我們必須『駁斥戰爭,主張和平』。 就個人來說,我們應當『追求和睦的事』。 我們都應當作使人和睦的人。」47

參考資料

  1. 馬太福音5:9; 尼腓三書12:9
  2. 教義和聖約98:16
  3. 摩賽亞書4:13
  4. 密蘇里州國家檔案局,摩爾門戰爭文件,1838年10月27日,里本‧包格致約翰‧克拉克之信函。 撲滅(exterminate) 一字現代的解釋是「逐出邊界」。 (Noah Webster, An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York: S. Converse, 1828], s.v. “exterminate.”)
  5. 關於學者對此驅離行動的論述,請見Stephen C. LeSueur, The 1838 Mormon War in Missouri (Columbia, 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87); and Alexander L. Baugh, A Call to Arms: The 1838 Mormon Defense of Northern Missouri, Dissertations in Latter-day Saint History (Provo, UT: Joseph Fielding Smith Institute for Latter-day Saint History; BYU Studies, 2000). 主要記錄,請見John Whitmer, History, 39–67, and “A History, of the Persecution,” 1839–1840, in Karen Lynn Davidson, Richard L. Jensen, and David J. Whittaker, eds., Histories, Volume 2: Assigned Historical Writings, 1831–1847, vol. 2 of the Histories series of The Joseph Smith Papers, edited by Dean C. Jessee, Ronald K. Esplin, and Richard Lyman Bushman (Salt Lake City: Church Historian’s Press, 2012), 52–76, 202–86.
  6. Joseph Young, Affidavit, Adams Co., IL, June 4, 1839, L. Tom Perry Special Collections, Harold B. Lee Library,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Provo, Utah; Beth Shumway Moore, Bones in the Well: The Haun’s Mill Massacre, 1838, A Documentary History (Norman, OK: Arthur H. Clark Company, 2006).
  7. Parley P. Pratt, Testimony, July 1, 1843, p. 4, Nauvoo, IL, Records, Church History Library, Salt Lake City; Hyrum Smith, Testimony, July 1, 1843, p. 24, Nauvoo, IL, Records, Church History Library, Salt Lake City.
  8. 後期聖徒後來撰寫了將近上千份的請願書和書面供詞,詳細描述他們遭受的苦難。 一份致密蘇里州議會的請願書中,幾位教會領袖和成員描述各項暴力事件,包括豪恩磨坊屠殺事件,他們詳細描述財產被損毀的情形:「軍隊入侵並逗留在鎮上時,許多財產遭到破壞,例如燒毀建造房屋的圓木、圍籬、玉米槽、木板等,任意取用玉米和乾草,劫掠屋舍,濫殺牛、羊和豬隻,偷走不屬於他們的馬匹,不尊重主人也不歸還盜用的物品。 在此同時,男人、女人皆遭到軍隊的凌虐和侮辱。」 (Edward Partridge and others, Dec. 10, 1838, petition to the Missouri State Legislature, in Clark V. Johnson, ed., Mormon Redress Petitions: Documents of the 1833–1838 Missouri Conflict [Provo, U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Religious Studies Center, 1992], 18.)
  9. Jeffrey N. Walker, “Mormon Land Rights in Caldwell and Daviess Counties and the Mormon Conflict of 1838: New Findings and New Understandings,” BYU Studies 47, no. 1 (2008): 5–55.
  10. Karen Lynn Davidson, David J. Whittaker, Mark Ashurst-McGee, and Richard L. Jensen, eds., Histories Volume 1: Joseph Smith Histories, 1832–1844, vol. 1 of the Histories series of The Joseph Smith Papers, edited by Dean C. Jessee, Ronald K. Esplin, and Richard Lyman Bushman (Salt Lake City: Church Historian’s Press, 2012), 498n25.
  11. 1839-1838年被逐出密蘇里州的詳細的紀錄,請見William G. Hartley, “The Saints’ Forced Exodus from Missouri,” in Richard Neitzel Holzapfel and Kent P. Jackson, eds., Joseph Smith: The Prophet and Seer (Provo, U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Religious Studies Center, 2010), 347–89.
  12. 教義和聖約121:1,6
  13. Thomas Ford letter to Joseph Smith and others, June 22, 1844, Joseph Smith Collection, Church History Library, Salt Lake City.
  14. Richard E. Bennett, Mormons at the Missouri, 1846–1852: “And Should We Die. 。 。」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7), 141.
  15. Glen M. Leonard, Nauvoo: A Place of Peace, A People of Promise (Salt Lake City and Provo, UT: Deseret Book and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600–621.
  16. Thomas L. Kane, The Mormons: A Discourse Delivered before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Pennsylvania: March 26, 1850 (Philadelphia: King & Baird, 1850), 9–10. 凱因這段話是他在拜訪難民營四年後的一場演說中所發表的。 他於1846年七月及八月拜訪愛阿華州的主要難民營時,寫信給他的家人表達類似的感想。 他向他的父母表示悲嘆:「一群如此無辜的人民,為了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在十九世紀,必須遭受毆打、掠奪、強姦及謀殺。」 (Thomas L. Kane letter to John K. Kane and Jane D. Kane, July 20–23, 1846, Thomas L. Kane Paper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7. Marvin S. Hill, Quest for Refuge: The Mormon Flight from American Pluralism (Salt Lake City: Signature Books, 1989), 41–44, 101–2; Kenneth H. Winn, Exiles in a Land of Liberty: Mormons in America, 1830–1846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9), 96–105, 145, 154–56.
  18. See, for example, “Prospects of the Church,” The Evening and the Morning Star, Mar. 1833, [4]; “Extract, from the Private Journal of Joseph Smith Jr.,” Times and Seasons, Nov. 1839, 9, available at ; and Parley P. Pratt, josephsmithpapers.org (Detroit, MI: Dawson & Bates, 1839), iv–v, available at History of the Late Persecution Inflicted by the State of Missouri upon the Mormons.josephsmithpapers.org
  19. On American extralegal vigilantism, see Paul A. Gilje, Rioting in Ame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David Grimsted, American Mobbing, 1828–1861: Toward the Civil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針對因宗教或宗教煽動性的言論而引發的暴力事件在學術文獻中有廣泛的討論。 關於此主題引發的爭議,請見 R. Scott Appleby, The Ambivalence of the Sacred: Religion, Violence, and Reconcilia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0). 針對十九世紀美國的研究報告,特別是在南部因宗教所引發的暴力事件,請見 Donald G. Mathews, “Lynching Is Part of the Religion of Our People: Faith in the Christian South,” in Beth Barton Schweiger and Donald G. Mathews, eds., Religion in the American South: Protestants and Other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153–94; Orlando Patterson, Rituals of Blood: Consequences of Slavery in Two American Centuries (Washington DC: Civitas/Counterpoint, 1998); Edward J. Blum and W. Scott Poole, eds., (Macon, G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2005); and Patrick Q. Mason, Vale of Tears: New Essays on Religion and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The Mormon Menace: Violence and Anti-Mormonism in the Postbellum South
  20. Militia Act of 1792, 1 Stat. chap. 33(1792)。
  21. 關於美國邊疆暴力事件的權威研究,請見Richard Maxwell Brown, Strain of Violence: Historical Studies of American Violence and Vigilant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22. 但支派將此偷竊行為視為在戰亂的情況下獲取必需的物資。 (See Baugh, Call to Arms, 36–43; Richard Lyman Bushman, Joseph Smith: Rough Stone Rolling, with the assistance of Jed Woodworth [New York: Knopf, 2005], 349–55; Dean C. Jessee, Mark Ashurst-McGee, and Richard L. Jensen, eds., vol. 1 of the Journals series of Journals, Volume 1: 1832–1839, edited by Dean C. Jessee, Ronald K. Esplin, and Richard Lyman Bushman [Salt Lake City: Church Historian’s Press, 2008], 231, 292–93, available at The Joseph Smith Papers,; and “,” josephsmithpapers.org, accessed Jan. 23, 2014.)DanitesThe Joseph Smith Papers
  23. Leonard, Nauvoo, 374–75.
  24. See Ronald W. Walker,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Mormon and Indian Relations, 1847 to 1877,” BYU Studies 29, no. 4 (Fall 1989): 23–42; and Sondra Jones, “Saints or Sinners? The Evolving Perceptions of Mormon-Indian Relations in Utah Historiography,” Utah Historical Quarterly 72, no. 1 (Winter 2004): 19–46. 百翰‧楊於1850-1857年擔任准州總督,從1851-1857年擔任印第安事務督察。
  25. See Howard A. Christy, “The Walker War: Defense and Conciliation as Strategy,” Utah Historical Quarterly 47, no. 4 (Fall 1979): 395–420.
  26. 摩爾門與印第安人之間的文化誤解,請見Marlin K. Jensen, “The Rest of the Story: Latter-day Saint Relations with Utah’s Native Americans,” Mormon Historical Studies 12, no. 2 (Fall 2011): 16–25.
  27. Brigham Young letter to Isaac Higbee, Oct. 18, 1849, Brigham Young Office Files, Church History Library, Salt Lake City.
  28. Historian’s Office General Church Minutes, Jan. 31, 1850, Church History Library, Salt Lake City.
  29. D. Robert Carter, Founding Fort Utah: Provo’s Native Inhabitants, Early Explorers, and First Year of Settlement (Provo, UT: Provo City Corporation, 2003), 52, 114–15, 135, 142, 145, 153–57, 163, 227. 當時資料來源指出印第安人的死亡人數介於24-40人之間,但後來追溯的資料顯示猶特族的死亡人數約為100人。 (See Epsy Jane Williams, Autobiography, [1], Church History Library, Salt Lake City; and Jared Farmer, On Zion’s Mount: Mormons, Indians, and the American Landscap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67–77.)
  30. See Albert Winkler, “The Circleville Massacre: A Brutal Incident in Utah’s Black Hawk War,” Utah Historical Quarterly 55, no. 1 (Winter 1987): 4–21.
  31. 關於後期聖徒與美洲印第安人互動情形的概述,請見Jensen, “Latter-day Saint Relations with Utah’s Native Americans,” 16–25; see also Ronald W. Walker, “Wakara Meets the Mormons, 1848–52: A Case Study in Native American Accommodation,” Utah Historical Quarterly 70, no. 3 (Summer 2002): 215–37.
  32. Jensen, “Latter-day Saint Relations with Utah’s Native Americans,” 23.
  33. 關於「改造運動」,請見 Paul H. Peterson, “The Mormon Reformation of 1856–1857: The Rhetoric and the Reality,” Journal of Mormon History 15 (1989): 59–87.
  34. See, for example, John Brown, journal, Nov. 27 and Dec. 11, 1856 and Jan. 1, 1857, 202–6, Church History Library, Salt Lake City; Benjamin F. Johnson, autobiography, Dec. 1856, 198, Church History Library, Salt Lake City; No Place to Call Home: The 1807–1857 Life Writings of Caroline Barnes Crosby, Chronicler of Outlying Mormon Communities, ed. Edward Leo Lyman and others (Logan, UT: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5), 442; and Hannah Tapfield King, autobiography, Mar. 16–Apr. 9, 1857, Church History Library, Salt Lake City.
  35. 關於在美國各地與宗教相關的激烈言論,請見 John D. Carlson and Jonathan H. Ebel, eds., From Jeremiad to Jihad: Religion, Violence, and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政治活動中也經常使用激烈的言論。 舉例來說,1857年伊利諾州參議員史蒂芬‧道格拉斯嚴厲地譴責摩爾門「叛國、令人憎惡及如野獸般的行徑」。 道格拉斯說,保護那些實行多重婚姻制的人,就是「國家的恥辱──全人類的恥辱──更是文明社會的恥辱。」 他繼續說道:「必需用刀將這些如瘟疫般啃蝕政治主體,令人痛惡的癌細胞除掉。 必須嚴刑峻罰,以炮烙之刑將這些人斬草除根。」 最具煽動性的言論均收錄在正式版本中。 (See “Great Rally of the People,” Marshall County [Indiana] Democrat, June 25, 1857, [1]; Remarks of the Hon. Stephen A. Douglas, on Kansas, Utah, and the Dred Scot Decision [Chicago: Daily Times Book and Job Office, 1857], 11–15; “Senator Douglas’ Speech in Illinois,” June 22, 1857, 2; and Robert W. Johannsen, New York Herald, [Champaign,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7], 568–69.)Stephen A. Douglas
  36. See, for example, Brigham Young, in Journal of Discourses, 4:53–54; and Heber C. Kimball, in Journal of Discourses, 7:160–21. 這項教導也就是眾所周知的 血的贖罪,19世紀的反摩爾門人士經常拿此主題來大作文章。 雖然不難確定知名報章雜誌及反摩爾門人士很多有關此項教導的誇大報導和言論是不實的,但很可能在某情況下,有少數後期聖徒受到這些煽動性教導的影響。 然而,大部分的後期聖徒似乎能體會血的贖罪的講道中,誠如史學家保羅‧彼得生所說:「是一種誇大或慫恿的演說」,其目的「可能是要嚇阻教會成員犯罪,進而遵從後期聖徒的行為準則。 那些心懷善念的聖徒,的確如預期般更加警醒,自我反省,最終被帶向悔改。 對於那些不肯遵守摩爾門行為標準的人,領袖們希望這些對其罪行可怕後果的警告和威脅能讓他們趁早離開該領地。」 (See Isaac C. Haight letter to Brigham Young, June 11, 1857, Brigham Young Office Files; Peterson, “Mormon Reformation of 1856–1857,” 67, 84n66; see also Encyclopedia of Mormonism, 5 vols. [1992], “Blood Atonement,” 1:131.)
  37. 關於帕雷‧普瑞特長老的遇害,請見 Terryl L. Givens and Matthew J. Grow, Parley P. Pratt: The Apostle Paul of Mormo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66–91; for the relationship of news of the murder and the massacre, see Richard E. Turley Jr., “The Murder of Parley P. Pratt and the Mountain Meadows Massacre,” in Gregory K. Armstrong, Matthew J. Grow, and Dennis J. Siler, eds., Parley P. Pratt and the Making of Mormonism (Norman, OK: Arthur H. Clark Company, 2011), 297–313.
  38. 關於猶他戰爭,請見William P. MacKinnon, ed., At Sword’s Point, Part 1: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Utah War to 1858 (Norman, OK: Arthur H. Clark Company, 2008); and Matthew J. Grow, “Liberty to the Downtrodden”: Thomas L. Kane, Romantic Reform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49–206.
  39. 移民者所擁有的一些牛隻前往猶他的路境中死亡,加深了他們不滿的情緒。 (Richard E. Turley Jr., “The Mountain Meadows Massacre,” Ensign, Sept. 2007, 14–18.)
  40. Brigham Young letter to Isaac C. Haight, Sept. 10, 1857, Letterbook, vol. 3, pp. 827–28, Brigham Young Office Files.
  41. Ronald W. Walker, Richard E. Turley Jr., and Glen M. Leonard, Massacre at Mountain Meadow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許多有關梅都斯山大屠殺事件的情况已被記錄下來。 A classic study is Juanita Brooks, The Mountain Meadows Massac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See also Richard E. Turley Jr., “The Mountain Meadows Massacre,” Ensign, Sept. 2007, 14–21; and BYU Studies 47, no. 3 (2008), a special issue dedicated to the subject, available at .byustudies.by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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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See, for example, Polly Aird, Mormon Convert, Mormon Defector: A Scottish Immigrant in the American West, 1848–1861 (Norman, OK: Arthur H. Clark Company, 2009); and Walker, Turley, and Leonard, Massacre at Mountain Meadows, 42–43, 93. 教會領袖模棱兩可的指示也有可能導致這幾起暴力事件。 (See, for example, Ardis E. Parshall, “‘Pursue, Retake & Punish’: The 1857 Santa Clara Ambush,” Utah Historical Quarterly 73, no. 1 [Winter 2005]: 64–86.)
  43. George Q. Cannon to Brigham Young, March 23, 1876, Brigham Young Office Files. 例如在1875年十二月, 鹽湖每日論壇報 以半個篇幅報導關於一位鹽湖城警員山姆‧希凌的失蹤。 在尚未獲得任何明確證據前, 論壇報 報導山姆一定是被摩爾門教領袖殺害(「以血贖罪」)了,要他一命抵一命,為一位名叫金‧羅賓森醫生的死亡付出代價。 過了幾年後,有人發現希凌仍活著,當時人在加州。 (“Sam D. Sirrine,” Salt Lake Daily Tribune, Dec. 5, 1875; “District Attorney Howard Discovers a Long Lost Danite,” Salt Lake Daily Herald, July 17, 1877; “That Danite,” July 18, 1877.)Salt Lake Daily Herald,
  44. 例如一位非摩爾門的礦工富蘭克林‧布克於1871年拜訪南猶他的數個城鎮。 他寫道:「摩爾門是基督徒,而我們都是異教徒。 在皮奧奇〔內華達〕我們有兩個法庭,有無數的郡保安官和警長,還有一間監獄來迫使人民奉公守法。 但還是每天有人互相打鬥滋事,大約每週都有殺人事件。 ……而在這些摩爾門城鎮,沒有法庭,也沒有監獄。 ……所有的人彼此之間的困難都是由長老和主教來處理。 每個人不但不會處心積慮陷害鄰人,反而大家都同心協力,團結合一。」 (Franklin A. Buck, A Yankee Trader in the Gold Rush: The Letters of Franklin A. Buck, Katherine A. White, com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0], 235; see also William Chandless, A Visit to Salt Lake; Being a Journey across the Plains and a Residence in the Mormon Settlements at Utah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57], 181; and Richard F. Burton, The City of the Saints, and Across the Rocky Mountains to California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62], 214, 224.)
  45. 為了回應這些指控,總會會長團及十二使徒定額組於1889年寫道:「我們譴責那些完全不實的指控,聲稱本教會贊同或認為必需將那些離開教會或叛離教義的人處死。 我們深惡痛絕此種極端駭人的懲處方式,這樣的行為完全悖離我們宗教的基本原則。」 (Official Declaration, Dec. 12, 1889, in James R. Clark, comp., Messages of the First Presidency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1833–1964, 6 vols. [Salt Lake City: Bookcraft, 1966], 3:185.)
  46. Henry B. Eyring, Remarks, Sept. 11, 2007, available at mormonnewsroom.org.
  47. 羅素‧納爾遜,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2002年11月, 利阿賀拿 ,第41頁;引用 教義和聖約98:16 和羅馬書14:19。

本教會感謝提供本文所收錄歷史資料的學者;所有引文皆已獲得許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