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伯拉罕書的翻譯和史實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接受亞伯拉罕書為經文。 這本書是聖經中的先知和教長亞伯拉罕的紀錄,記載了亞伯拉罕如何尋求聖職的祝福、拒絕他父親的偶像崇拜、與耶和華立約、和撒萊結婚、搬到迦南和埃及,並獲得有關創造的知識。 亞伯拉罕書和聖經中的敘述大致相符,但增加了一些有關亞伯拉罕的生平及教導的重要資料。

亞伯拉罕書於1842年首次出版,於1880年正式認可為經文,並納入無價珍珠。 該書出自約瑟‧斯密在1835年開始翻譯的埃及紙草紙。 許多人見過這份紙草卷,但翻譯過程的目擊證人紀錄沒有留存下來,因此很難重建這過程。 曾為約瑟‧斯密所持有的紙草長卷,只有小部分的殘片留存到今天。 這些殘片和我們今天所持有的文字之間有何關係,大半是一種推測。

但關於其翻譯過程,我們略知一二。 翻譯一詞通常假定為多種語言的專業知識。 約瑟‧斯密自稱對任何語言都不專精。 他承認自己是「世上弱小的事物」,蒙召喚宣講「從天上來」的話語。1主在談到摩爾門經的翻譯時,說:「除非是我給你的,你不能寫那神聖的事。」這同樣的原則也可適用於亞伯拉罕書。 主並未要求約瑟‧斯密擁有埃及文的知識。 約瑟藉著神的恩賜和能力,對亞伯拉罕的生平和教導有了認識。

亞伯拉罕書的許多細節都合乎古代世界的歷史知識。3我們稍後將在這篇文章中討論這些知識,其中有些在1842年時要不是還沒發現,就是還沒有廣為人知。 但即使有這些證據可證明該書源自古代,而且雖然有這些實質證據,卻也無法證明亞伯拉罕書是真實的,就像考古學上的證據無法用來證明以色列人真的出離埃及,或神子真的復活了一樣。 亞伯拉罕書在經文中的地位,終歸在於對該書所述的救恩真理有信心,並且獲得聖靈的見證。

亞伯拉罕書是經文

數千年前,先知尼腓即得知,摩爾門經的目的之一是要「確立〔聖經〕的真實性。」4同樣地,亞伯拉罕書也在支持、闡述及澄清聖經所記載的亞伯拉罕的生平。

依據聖經記載,神與亞伯拉罕立約,要「使你成為大國。」5亞伯拉罕書為這個聖約提供了背景資料,說明亞伯拉罕一心尋求「豐富知識」,是個「正義的追隨者」;他雖然遭遇極大困難,仍選擇了正義的道路。 他雖然生命受到威脅,仍拒絕了父家的邪惡、摒棄周遭文化中的偶像。6

在聖經中,神與亞伯拉罕之間的聖約,顯然是從亞伯拉罕在世期間開始的。 但根據亞伯拉罕書,這聖約是從世界奠基以前開始,並且由亞當、挪亞及其他先知傳承下來。7因此亞伯拉罕與眾多先知及教長一樣肩負使命,要保存神在世上的聖約並將這聖約提供給他人。。 這項聖約的核心是聖職,而透過聖職,人們才能獲得「救恩的祝福,即永生的祝福。」8

亞伯拉罕書澄清了一些在聖經中十分模糊的教訓。 生命並非人們公認的那樣,從誕生才開始。 早在來到世上之前,人們就以靈體的方式存在。 亞伯拉罕在異象中見到其中一個靈很「像神。」9這位神聖的人物即耶穌基督,祂率領其他靈體一起用各樣「物質」,即原本就存在的各樣元素,組織了大地,而不是像後來許多基督徒所認為的那樣無中生有,或從無到有。10亞伯拉罕也學到,塵世生命在神為祂兒女提供的幸福計畫中是必要的。神說:「我們要藉此驗證他們,看他們是否願意做主他們的神命令他們的所有事情」,並且加上應許,會將榮耀永遠地加給忠信的人。11聖經中則完全沒有像亞伯拉罕書這樣,將塵世生命的目的和潛能說明得如此清楚。

亞伯拉罕書的起源

亞伯拉罕書中的有力真理起源於一連串獨特的歷史事件。 1835年夏天,一位名叫米迦勒· 詹德​勒的企業家帶著四具木乃伊和好幾卷紙草卷軸抵達俄亥俄州嘉德蘭教會總部,12立刻吸引了好些聽眾。 部分由於法國皇帝拿破崙的探險,這些在埃及地下墓穴出土的古文物在整個西方世界造成了一陣風潮。13詹德​勒利用這股風潮,帶著埃及古文物巡迴各個城市,向人們收取參觀費用。

這些文物是一位先前擔任義大利騎兵的安東​尼 · 李​波羅​發現的。 李波羅為法國政府監督部分挖掘工作,從底比斯古城不遠處的墓穴中挖出了11具木乃伊。 李波羅將這些文物運到義大利。他死後,這些文物輾轉到了紐約。 後來這些木乃伊和卷軸都為詹德勒所有。14

這些文物抵達嘉德蘭時,除了四具木乃伊和幾支紙草紙卷軸以外,其他都已售出。 嘉德蘭的一群後期聖徒為教會買下了剩餘的文物。 約瑟‧斯密檢閱過紙草卷後,便開始「翻譯一些文字或象形文字」。他的歷史記載:「〔我們〕很高興地發現,其中一個卷軸記載著亞伯拉罕的寫作。」15

亞伯拉罕書的翻譯

1835年的夏季和秋季,約瑟‧斯密致力於翻譯亞伯拉罕書,並翻譯完成至少第一章和部分第二章。16他的日記還談到在1842年春天,聖徒遷徙到伊利諾州納府後,他就翻譯紙草卷。 亞伯拉罕書的全部五章,包括三個說明圖(即現在所稱的複製圖一、二、三)都在1842年三月到五月之間,刊登在教會的報紙Times and Seasons17

亞伯拉罕書是約瑟‧斯密的最後一件翻譯作品。 在這些受靈啟發的翻譯中,約瑟‧斯密並沒有宣稱自己認識那些紀錄中的古代文字。 和摩爾門經很相似的是,約瑟所譯的亞伯拉罕書,也是用詹姆士王欽定本聖經的語言風格寫成的。 這是早期後期聖徒所熟悉的經文風格,使用這樣的風格正合乎主啟示真理的模式:「依照〔祂僕人〕的語言方式……,使他們能了解。」18

約瑟的翻譯有好幾種形式。 有些翻譯,例如摩爾門經,用的是他手上的古代文件。 其他時候,他的翻譯並非根據任何已知的實體紀錄。 例如,約瑟所翻譯的部分聖經,就包括原始內容的復原、修正聖經內文中互相牴觸的部分,以及受靈啟發的注釋。19

有些證據顯示,約瑟曾研讀埃及紙草卷上的文字,想要學習埃及文。 他的歷史紀錄上說,在1835年7月,他「繼續翻譯亞伯拉罕書上那些字母,並力圖找出古代所用的埃及文文法。」 20這個「文法」,顧名思義,是在一大本記事本上,分欄列出象形文字,並在後面附上英文翻譯;負責記錄的是約瑟的抄寫員威廉‧斐普。 另一份由約瑟‧斯密和奧利佛‧考德里寫成的手稿,則在埃及文字後面附上說明。21

這些文件與亞伯拉罕書之間有何關係,至今尚未完全明白。 那本文法書上的規則和翻譯,皆與今日埃及學家所公認的不一致。 不論那本文法書扮演何種角色,顯然約瑟‧斯密是在購得紙草卷後,就立刻開始翻譯亞伯拉罕書。22斐普顯然將約瑟‧斯密視為唯一能夠理解埃及文字的人。他告訴妻子說:「由於沒有人能翻譯這些寫作,因此將之呈交給斯密會長。 他很快就知道內容了。」23

紙草卷

後期聖徒離開納府後,那些埃及文物仍留在原處。 1856年,約瑟‧斯密的家人售出了紙草卷和木乃伊。 那些紙草卷被分成數份、賣給不同的人;歷史學家相信,其中大部分都在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中燒毀。 曾經由約瑟‧斯密持有的十張紙草紙殘片,最終到了紐約市的大都會美術博物館。241967年時,該博物館將這些殘片轉讓給教會,教會隨即刊登在教會雜誌Improvement Era25

紙草紙殘片的發現,再次引發對約瑟‧斯密翻譯的辯論。 這些殘片包括一份圖示,即說明圖,就是亞伯拉罕書中的複製圖一。 早在教會刊登這些殘片之前,有些埃及學家就曾說過,約瑟‧斯密對這些複製圖中各項要素的說明,並不符合他們自己對這些圖案所作的詮釋。 約瑟‧斯密將這些複製圖視為獨立圖案出版,刪掉了原本環繞著圖案周遭的象形文字。 那些殘片的發現意謂著讀者現在可以看到原先圍繞在複製圖一旁邊的象形文字了。26

紙草紙殘片上的文字都沒有提到亞伯拉罕的名字,也沒有提到任何記載在亞伯拉罕書中的事件。 摩爾門和非摩爾門的埃及學家皆同意,這些殘片上的文字與亞伯拉罕書上的翻譯並不一致,然而就算在非摩爾門學者之間,對於這些殘片圖案的正確翻譯也還沒有定見。27那些學者已認出,那些紙草紙碎片是與木乃伊的身體一同下葬的標準葬文。 這些殘片的原始日期約在公元前第三世紀到公元後第一世紀之間,在亞伯拉罕過世的很久以後了。

當然,這些殘片未必要像亞伯拉罕一樣古老,才能證明亞伯拉罕書及其說明圖是確實的。 古老的紀錄通常是以複本,或經過多次謄寫的複本形式流傳下來。 亞伯拉罕的紀錄可能由後來的作者加以編纂、節錄,就像摩爾門經的先知暨歷史學家摩爾門和摩羅乃,修訂了以前人民的寫作一樣。28再者,最初為了某個情況而寫的文件,也可能拿來用在另一個情況或目的上。29那些曾與亞伯拉罕有關的說明圖,可能逐漸改變或突然改變其原先的用途,而在數百年後,在埃及歷史晚期的葬儀中被人重新詮釋。 反過來說也可能一樣:與古代的亞伯拉罕並沒有清楚關聯的那些說明圖,也可能藉著啟示,顯明了有關這位先知的生平和教導。

有些人以為,環繞在複製圖一周遭的象形文字應該就是亞伯拉罕書的原文。 但這項說法在於假定該圖示的意義和周遭文字應該互有關聯。 事實上,把古埃及圖示放在距離相關注釋有些距離的地方,並非不常見。30

無論是主,或是約瑟‧斯密,都沒有對翻譯亞伯拉罕書的過程多加說明,但我們可以從主指示約瑟有關翻譯一事,得到一些見解。 1829年4月,約瑟為奧利佛‧考德里獲得啟示。該啟示教導,智力的運用和啟示,都是翻譯神聖紀錄所不可或缺的。 人必須「先在意念中仔細研究」,再尋求屬靈的證實。 紀錄指出,約瑟和其他人都研究了紙草卷,而近身觀察過他們的人也相信,那些翻譯是藉著啟示來的。 約翰‧惠特茂說:「先見約瑟見到了這些紀錄,並藉著耶穌基督的啟示,才有能力翻譯這些紀錄。」31

我們現有的紀錄,僅是約瑟‧斯密當時所擁有的紙草卷的殘片,要用這些來評價約瑟‧斯密翻譯紙草卷的能力,很可能徒勞無功。 目擊證人都說,那些紙草卷「很長」、有好幾「卷」。32由於只剩下殘片,很可能約瑟在翻譯亞伯拉罕書時所用的紙草卷,大半都不在這些殘片當中了。 由於極大部分的紙草卷都已遺失,意謂著這紙草卷與已出版文字之間的關係,並無法單靠這紙草卷來得出結論。

在另一方面,約瑟研究紙草卷一事,也可能帶來啟示,揭示出亞伯拉罕生平中的重要事件及教導,就像他先前在研讀聖經時,得到有關摩西生平的啟示一樣。 這個觀點的前提是,對譯者翻譯這兩個詞,作出較廣泛的定義。33根據這個觀點,約瑟對紙草卷所作的翻譯,並不是像傳統的翻譯那樣,逐字翻譯出來的。 反而只是將那些實質文物,當作沉思、默想、啟示的時機。 這些文物成了催化劑,促使神針對亞伯拉罕的生平,賜予約瑟‧斯密啟示,即便這項啟示與紙草卷上的文字或許沒有直接關聯亦然。34

亞伯拉罕書與古代世界

仔細研讀亞伯拉罕書就會對這書的價值作出更好的評價,這是任何假設該書是傳統的翻譯文字所不能做到的。 證據顯示,亞伯拉罕書的內容完全合乎古代世界的情形,這點證明亞伯拉罕書是一本真實的紀錄。

亞伯拉罕書以譴責的口吻談到迦勒底祭壇上的活人獻祭。 有些受害者被獻在祭壇上,只因為他們反對那些領袖所崇拜的偶像。35晚近的學者發現,這類的懲罰實例可追溯到亞伯拉罕時代。 反對當時宗教體制的人,無論是在埃及還是在其統轄的各地(如:迦南),確實都會因為這項罪而被處死。36亞伯拉罕書1:11-12所記,就是因為與法老的宗教衝突而受到懲罰的一個實例,現在已知這在亞伯拉罕的時代就有了。

亞伯拉罕書裡的其他細節,也與現代發現的古代世界一致。 該書談到的「歐立協平原」一詞,在聖經中並沒提到。 有一份直到20世紀才發現並翻譯出來的古代碑文,提到有個城名叫「Ulisum(由利森)」,座落亞蘭西北方。37再者,亞伯拉罕書3:22-23,是用詩的體裁寫成,也比較像近東語言的特色而不是早期美國的寫作風格。38

約瑟‧斯密對亞伯拉罕書中各個複製圖所作的說明還包含了古代世界的其他特色。 複製圖一和亞伯拉罕書1:17都提到崇拜偶像者的厄克拿神。 聖經中並沒提到這位神,但現代學者已發現它是古代美索不達米亞人所崇拜的諸神之一。39約瑟‧斯密說,複製圖二,圖6的四個人物,代表「這個地球的四個方位。」 學者在研究其他古代埃及文字中出現的相同人物時,也因類似的詮釋引發爭論。40複製圖一有隻鱷魚神游走在約瑟‧斯密所稱的「我們頭上的穹蒼」 。 由於正式的研究指出,埃及人在觀念上將天空視為「天上的海洋」,因此這項詮釋是很有道理的。41

亞伯拉罕書也符合在該紙草卷製作的大約時代,在古代世界中流傳的非聖經故事中,有關亞伯拉罕的許多細節。 在亞伯拉罕書中,神教導亞伯拉罕有關日、月、星辰的事。 主說:「我在你進埃及之前向你顯示這些事情,使你能宣講這一切話。」 42古文中一再提到亞伯拉罕教導埃及人有關諸天的知識。 例如,在公元前第二世紀住在埃及轄下的Eupolemus(歐波來姆斯)寫道,亞伯拉罕曾向埃及祭司教導天文學和其他科學。43一份來自埃及神廟圖書館的第三世紀紙草紙,指出亞伯拉罕和某個說明圖有關,而該說明圖與亞伯拉罕書中的複製圖一非常類似。44後來在20世紀發現的一份埃及文字,談到當法老企圖將亞伯拉罕獻祭時,受到一位天使阻擋,解救了亞伯拉罕。 根據這份文字,後來亞伯拉罕教導了法老宮廷成員天文學。45所有這些細節都可在亞伯拉罕書找到。

亞伯拉罕書的其他細節也可在近東一帶的古代傳統中發現。 這些包括亞伯拉罕的父親他拉是一位崇拜偶像的人;亞伯拉罕的故鄉發生饑荒;亞伯拉罕熟知埃及的偶像神;以及正如聖經所記,亞伯拉罕離開哈蘭時,還不到75歲。 這些不在聖經中的細節,有些在旁經,或在約瑟‧斯密時代的聖經注釋中都有提到,但其他的都只存在於聖經以外的傳統,而且是19世紀的美國人所無法取得或知道的。46

結論

亞伯拉罕書的真實性和價值,並無法靠著學者對該書的翻譯及史實進行辯論來決定。 該書在經文中的地位,在於其中所教導的永恆真理,以及其中強大的靈性。 亞伯拉罕書含有深邃的真理,談到神的本質,祂和我們這些兒女的關係,以及這塵世生命的目的。 最後,唯有仔細研讀亞伯拉罕書中的教導、真誠地祈禱,並獲得靈的證實,才能證實亞伯拉罕書是真實的。

資源

  1. 教義和聖約1:17,19,24。
  2. 教義和聖約9:9。
  3. See, for example, Daniel C. Peterson, “News from Antiquity,” Ensign, Jan. 1994, and John Gee, “Research and Perspectives: Abraham in Ancient Egyptian Texts,” Ensign, July 1992.
  4. 尼腓一書13:40。 亦見摩爾門書7:8-9
  5. 創世記12:2。
  6. 亞伯拉罕書1:1-2,5-12。
  7. 亞伯拉罕書1:2-3,19。
  8. 亞伯拉罕書2:11。 亦見教義和聖約84:19-21
  9. 亞伯拉罕書3:24。
  10. 亞伯拉罕書3:244:1,12,14-16。
  11. 亞伯拉罕書3:25-26。
  12. Joseph Smith History, 1838–1856, vol. B-1, 596, available at josephsmithpapers.org.
  13. See S. J. Wolfe with Robert Singerman, Mummi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Ancient Egyptians as Artifacts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09); and John T. Irwin, American Hieroglyphics: The Symbol of the Egyptian Hieroglyphics in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14. 關於李伯羅和他的挖掘,雖然有些日期已不可考,但論述最詳盡的還是H. Donl Peterson, The Story of the Book of Abraham: Mummies, Manuscripts, and Mormonism (Salt Lake City: Deseret Book, 1995), 36–85. 關於那些木乃伊在抵達美國後的去向,見 Brian L. Smith interview by Philip R. Webb, “Mystery of the Mummies: An Update on the Joseph Smith Collection,” Religious Studies Center Newsletter 20, no. 2 (2005): 1–5.
  15. Joseph Smith History, 1838–1856, vol. B-1, 596, available at josephsmithpapers.org.
  16. Brian M. Hauglid, A Textual History of the Book of Abraham: Manuscripts and Editions (Provo, UT: Maxwell Institute, 2010), 6, 84, 110.
  17. Joseph Smith, Journal, March 8–9, 1842, available at josephsmithpapers.org; “A Fac-Simile from the Book of Abraham” and “A Translation,” Times and Seasons, Mar. 1, 1842, 703–6, available at josephsmithpapers.org; “The Book of Abraham,” Times and Seasons, Mar. 15, 1842, 719–22, available at josephsmithpapers.org; and “A Fac-Simile from the Book of Abraham” and “Explanation of Cut on First Page,” Times and Seasons, May 16, 1842, 783–84.
  18. 教義和聖約1:24。
  19. Robert J. Matthews, “A Plainer Translation”: Joseph Smith’s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A History and Commentary (Provo, U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Press, 1985), 253. 在約瑟‧斯密時代,翻譯一詞可以意指「詮釋;寫成另一種語言。」 傳譯一詞可以指「向一個不了解某些詞句的人說明其涵意」 ,或「說明或揭示某些預言、異象、夢境或謎題的意思;解明並顯露難以理解的事。」 (Noah Webster, An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York: S. Converse, 1828], s.v. “Translate,” “Interpret.”)
  20. Joseph Smith History, 1838–1856, vol. B-1, 597, available at josephsmithpapers.org.
  21. 這些手稿的抄本和數位影像,統稱為「Kirtland Egyptian Papers(嘉德蘭埃及文獻)」,可以在以下文章及網址找到:“Book of Abraham and Egyptian Material,” josephsmithpapers.org。
  22. Joseph Smith History, 1838–1856, vol. B-1, 596, available at josephsmithpapers.org.
  23. W. W. Phelps to Sally Phelps, July 19–20, 1835, in Bruce A. Van Orden, “Writing to Zion: The William W. Phelps Kirtland Letters (1835–1836),” BYU Studies 33, no. 3 (1993): 555, available at byustudies.byu.edu.
  24. John Gee, A Guide to the Joseph Smith Papyri (Provo, UT: Foundation for Ancient Research and Mormon Studies, 2000), 2. 據悉,這些殘片曾經是本教會所擁有的紙草卷的一部分,因為它們都貼在紙上,和早期的摩爾門紀錄放在一起,這正符合當時對展示紙草卷一事所作的描述。
  25. Jay M. Todd, “New Light on Joseph Smith’s Egyptian Papyri,” Improvement Era, Feb. 1968, 40–41. 大約在大都會博物館發現的同一時期,另有一個殘片被發現放在教會史記員辦事,使得殘片總數達到11片。
  26. Michael D. Rhodes, “Why Doesn’t the Translation of the Egyptian Papyri found in 1967 Match the Text of the Book of Abraham in the Pearl of Great Price?” Ensign, July 1988, 51–53.
  27. Kerry Muhlestein, “Egyptian Papyri and the Book of Abraham: A Faithful, Egyptological Point of View,” and Brian M. Hauglid, “Thoughts on the Book of Abraham,” both in No Weapon Shall Prosper: New Light on Sensitive Issues, ed. Robert L. Millet (Provo and Salt Lake City, UT: Religious Studies Center,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and Deseret Book, 2011), 217–58. 埃及學家們無法達成意見一致,例見 John Gee, “A Method for Studying the Facsimiles,” FARMS Review 19, no. 1 (2007): 348–51; and Hugh Nibley, The Message of the Joseph Smith Papyri: An Egyptian Endowment, 2d. ed. (Provo and Salt Lake City, UT: Deseret Book and Foundation for Ancient Research and Mormon Studies, 2005), 51–53. 有關這些殘片的譯文和評註,見Michael D. Rhodes, Books of the Dead Belonging to Tschemmin and Neferirnub: 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rovo, UT: Maxwell Institute, 2010); Michael D. Rhodes, The Hor Book of Breathings: 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rovo, UT: Foundation for Ancient Research and Mormon Studies, 2002); and Nibley, Message of the Joseph Smith Papyri, 34–50.
  28. 約瑟‧斯密,或者是他的一位同事,在介紹已出版的譯文時,說:這些紀錄是「〔亞伯拉罕〕親手寫在紙草紙上的。」 這句話可以理解為,這意謂著亞伯拉罕是作者,而不是抄襲的人。 Hugh Nibley and Michael Rhodes, One Eternal Round (Salt Lake City, UT: Deseret Book, 2010), 20–22; Michael D. Rhodes, “Teaching the Book of Abraham Facsimiles,” Religious Educator 4, no. 2 (2003): 117–18.
  29. Kevin L. Barney, “The Facsimiles and Semitic Adaptation of Existing Sources,” in John Gee and Brian M. Hauglid, eds., Astronomy, Papyrus, and Covenant (Provo, UT: Foundation for Ancient Research and Mormon Studies, 2005), 107–30.
  30. Henk Milde, “Vignetten-Forschung,” in Burkhard Backes and others, eds., Totenbuch-Forschungen (Wiesbaden, Germany: Harrassowitz Verlag, 2006), 221–31; Holger Kockelmann, Untersuchungen zu den späten Totenbuch-Handschriften auf Mumienbinden (Wiesbaden, Germany: Harrassowitz Verlag, 2008), 2:212–14; Valérie Angenot, “Discordance entre texte et image. Deux exemples de l’Ancien et du Nouvel Empires,” GöttingerMiszellen 187 (2002): 11–21.
  31. John Whitmer, History, 1831–ca. 1837, 76, in Karen Lynn Davidson, Richard L. Jensen, and David J. Whittaker, eds., Histories, Volume 2: Assigned Historical Writings, 1831–1847, vol. 2 of the Histories series of The Joseph Smith Papers, edited by Dean C. Jessee, Ronald K. Esplin, and Richard Lyman Bushman (Salt Lake City: Church Historian’s Press, 2012), 86. 約瑟‧斯密的抄寫員,華倫‧裴利西寫道:「我坐在他旁邊,寫下那些埃及象形文字的譯文;他說這些譯文是直接藉著天上的靈感接受到的。」 (Warren Parrish, Feb. 5, 1838, Letter to the editor, Painesville Republican, Feb. 15, 1838, [3].)
  32. Hauglid, Textual History of the Book of Abraham, 213–14, 222.
  33. “Joseph Smith as Translator,” in Richard Lyman Bushman, Believing History: Latter-day Saint Essays, ed. Reid L. Neilson and Jed Woodwor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233–47; Nibley, Message of the Joseph Smith Papyri, 51–59. See also footnote 19.
  34. 以此類推,聖經似乎經常是約瑟‧斯密獲得啟示的觸媒,使他得知神與祂古代約民之間的交往情形。 例如,約瑟在研讀創世記時得到啟示,獲知亞當、夏娃、摩西和以諾的生平及教導,這些都記載在今天的摩西書中。
  35. 亞伯拉罕書1:8,10-11。 今天大部分的學者都相信,迦勒底(或吾珥)位於美索不達米亞南方,遠離埃及轄下地區,但有些人辯稱,該地可能位於北部地方,在埃及轄區之內。 (Paul Y. Hoskisson, “Where Was Ur of the Chaldees?” in H. Donl Peterson and Charles D. Tate Jr., eds., The Pearl of Great Price: Revelations from God [Provo, U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Religious Studies Center, 1989], 119–36; and Nibley, Abraham in Egypt, 84–85, 234–36.)
  36. Kerry Muhlestein, Violence in the Service of Order: The Religious Framework for Sanctioned Killing in Ancient Egypt (Oxford, U.K.: Archaeopress, 2001), 37–44, 92–101; Kerry Muhlestein, “Royal Executions: Evidence Bearing on the Subject of Sanctioned Killing in the Middle Kingdom,”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51, no. 2 (2008): 181–208; Anthony Leahy, “Death by Fire in Ancient Egypt,”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27, no. 2 (1984): 199–206; Harco Willems, “Crime, Cult and Capital Punishment (Mo’alla Inscription 8),”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eology 76 (1990): 27–54.
  37. 亞伯拉罕書1:10; John Gee, “Has Olishem Been Discovered?”, Journal of the Book of Mormon and Other Restoration Scriptures 22, no. 2 (2013): 104–7, available at maxwellinstitute.byu.edu.
  38. Julie M. Smith, “A Note on Chiasmus in Abraham 3:22–23,” Interpreter: A Journal of Mormon Scripture 8 (2014): 187–90, available at mormoninterpreter.com; Boyd F. Edwards and W. Farrell Edwards, “When Are Chiasms Admissible as Evidence?” BYU Studies 49, no. 4 (2010): 131–54, available at byustudies.byu.edu.
  39. Kevin L. Barney, “On Elkenah as Canaanite El,” Journal of the Book of Mormon and Other Restoration Scripture 19, no. 1 (2010): 22–35, available at maxwellinstitute.byu.edu; John Gee and Stephen D. Ricks, “Historical Plausibility: The Historicity of the Book of Abraham as a Case Study,” in Historicity and the Latter-day Saint Scriptures, ed. Paul Y. Hoskisson (Provo, UT: Religious Studies Center,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2001), 75.
  40. Martin J. Raven, “Egyptian Concepts of the Orientation of the Human Body,” in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gyptologists (2007), 2:1569–70.
  41. Erik Hornung, “Himmelsvorstellungen,” Lexikon der Ägyptologie, 7 vols. (Wiesbaden: Harrassowit, 1977–1989), 2:1216. 這些和其他例子,見 Peterson, “News from Antiquity”; Hugh Nibley, An Approach to the Book of Abraham (Salt Lake City and Provo, UT: Deseret Book and Foundation for Ancient Research and Mormon Studies, 2009), 115–78; Nibley and Rhodes, One Eternal Round, 236–45; John Gee, “A New Look at the Conception of the Human Being in Ancient Egypt,” in “Being in Ancient Egypt”: Thoughts on Agency, Materiality and Cognition, ed. Rune Nyord and Annette Kjølby (Oxford, U.K.: Archaeopress, 2009), 6–7, 12–13.
  42. 亞伯拉罕書3:2-15。
  43. Excerpts from Eupolemus, in John A. Tvedtnes, Brian M. Hauglid, and John Gee, eds., Traditions about the Early Life of Abraham, Studies in the Book of Abraham, ed. John Gee, vol. 1 (Provo, UT: Foundation for Ancient Research and Mormon Studies, 2001), 8–9. 亞伯拉罕教導天文學的其他參考資料,例見Tvedtnes, Hauglid, and Gee, Traditions about the Early Life of Abraham, 7, 35–43.
  44. Excerpts from P. Leiden I 384 (PGM XII), in Tvedtnes, Hauglid, and Gee, Traditions about the Early Life of Abraham, 501–2, 523.
  45. John Gee, “An Egyptian View of Abraham,” in Andrew C. Skinner, D. Morgan Davis, and Carl Griffin, eds., Bountiful Harvest: Essays in Honor of S. Kent Brown (Provo, UT: Maxwell Institute, 2011), 137–56.
  46. See E. Douglas Clark, review of Michael E. Stone, Armenian Apocrypha Relating to Abraham (2012), in BYU Studies Quarterly 53:2 (2014): 173-79; Tvedtnes, Hauglid, and Gee, Traditions about the Early Life of Abraham; Hugh Nibley, Abraham in Egypt, 2nd ed. (Salt Lake City and Provo, UT: Deseret Book and Foundation for Ancient Research and Mormon Studies, 2000), 1–73. 聖經外的這些細節有些已透過雅煞珥書和約瑟法斯書,提供給約瑟‧斯密。 約瑟‧斯密知道有這些書,但他是否曾加以使用則不得而知。

本教會感謝提供本文所收錄歷史資料的學者;所有引文皆已獲得許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