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黛麗雅·里德，在1836年搬至密蘇里州。我先生在我們抵達不久後便去世，留下了七名年幼的子女。……當地居民與摩爾門人士開始發生糾紛，我和社區中其他的人必須離開該州。……我被迫犧牲了大部分的財產，我的家人散居各處，而我則必須每日在陌生人中賺取微薄的薪資」（Delia Reed, in Mormon Redress Petitions: Documents of the 1833–1838 Missouri Conflict, ed. Clark V. Johnson [1992], 523; punctuation, capitalization, and spelling standardized）。
「克拉克將軍帶著軍隊來到考德威爾郡。當時我住在離遠西城兩哩……查德·耶魯先生家的附近。克拉克將軍的部隊一行多人來到耶魯先生的家，在那裡停留兩天並搗毀數量可觀的產業。他們敲開地板和房屋，殺害他們的家禽和豬隻，並放火焚燒乾草堆……將之完全燒盡。他們從耶魯先生那裡取走他們馬匹所需的玉米，我相信他們毀壞了大約十英畝的田地。……他們射殺豬隻並任其在地上腐爛。我也看到一些民兵闖入古列·但以理先生的房子搶奪財物，我看到他們拿走了一張床、棉被和一些衣物」（Mary K. Miles, in Mormon Redress Petitions: Documents of the 1833–1838 Missouri Conflict, ed. Clark V. Johnson [1992], 496–97; punctuation, capitalization, and spelling standardized）。
「我特此證明在大屠殺發生時，我的父親停留在豪恩磨坊，住在那裡的帳篷中。那隊人馬來到時，我正好在帳篷中。我們有人大聲呼叫，要婦女和小孩離開帳篷。我跑到父親所在的一間鐵匠店，我爬進了風箱底下，我哥哥和另一個名叫查理·麥瑞克的男孩也這麼做。他們傷了我的臀部，我哥哥則腦漿迸裂，另一個男孩受了三處傷，後來因此死了。媽媽告訴我，我上個月剛滿八歲。我看到我們的敵人在我父親臨死前脫去他的靴子」（Alma Smith, in Mormon Redress Petitions, 537; punctuation, capitalization, grammar, and spelling standardized）。
「我們個別的個人見證，是奠基於聖靈的見證，而不是任何歷史事實的結合或累積。如果我們站穩腳步，歷史事實的變化便無法搖撼我們的見證。天父賜給我們論理的能力，並期望我們把這些能力發揮到淋漓盡致。但祂也賜給我們保惠師，也就是祂說會引領我們進入真理的那位，並且藉著那位的力量，我們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實性。這就是賜給配稱且願意仰賴高天能力的後期聖徒的終極指南」（“Reading Church History,” in Symposium Speeches[symposium on the Doctrine and Covenants and Church history, Aug. 14–16, 1985], 4, 5）。
「起初，范布倫並不考慮先知的請求。然而，在進行討論的過程中，總統承諾會重新考慮他的處境，並『對〔摩爾門〕受苦的紀錄感到同情』〔in History of the Church, 4:40〕。
「在他們拜訪范布倫總統之後，先知和以利亞·西比留在東部兩個月，努力獲取有可能願意擁護他們主張的參議員和代表的支持〔see History of the Church, 4:40, 43–44〕。他們於1840年2月再次與范布倫總統會面，此時，范布倫已經喪失了對教會任何可能的同情感。根據先知的話，總統無禮地對待他們，並宣告：『各位先生，你們的訴求很正當，可是我無能為力。……如果我支持你們，我將會失去密蘇里州的選票』〔in History of the Church, 4:80〕」（Arnold K. Garr, “Joseph Smith: Campaign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Ensign, Feb. 2009, 49）。